【中文关键词】 公共场所。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要求：实现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38]参见[美]莱斯特·M.萨拉蒙(Lester M. Salamon)主编：《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肖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2]《国务院关于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的批复》(国函〔2018〕1号)。[40]王继远、伍青萍：《法政策学视角下河长制的立法与实践——以＜江门市潭江流域水质保护条例＞为例》，载《地方立法研究》2017年第5期有学者指出：在法与政策高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行政必须持续性的从事政策形成、规划制定以及管制革新，以有效调控社会的多元利益冲突。新旧动能转换本身就是以优化现行体制机制以及突破不合理的制度限制为方式，从而转换驱动经济发展的动能，同时，这种优化与突破由中央和地方政策主导，换言之，新的改革政策不仅要求替换旧政策，甚至还会触碰到现行法律法规体系，正如国务院文件所要求的推进法规制度适应性变革。[3]参见余典范主编：《2017中国产业发展报告——新旧动能转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序言。
这一点从新旧动能转换的政策文件、颁布机关、推进过程、规划方案等可以得到证实。新旧动能转换是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蕴含丰富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在全面依法治国和现代国家治理的背景下，探讨法学理论和法治实践在改革创新中的智识供给意义和制度保障作用，是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要求。其实，许崇德教授说得很清楚，分工与‘分权是不同的概念。
而作为代议机关的公社则高于行政部门，行政部门由公社组织设立，并对公社负责。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八二宪法就民主集中制原则列举了上述三方面的内容，[77]不过，从宪法第3条第一款的文义上看，民主集中制也应是各个国家机构内部的组织原则，[78]也即在实行合议制的机关，通常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方式通过决议。[34] 我国宪法虽然划分了不同的国家机关，存在着权力之间的分工。
[65] 代议机关相对于行政部门的优越地位，人民对代议机关成员的罢免，这些都显示出议行合一原则背后蕴含的人民主权原理：公社代表人民统一行使主权，而主权不容分割，人民则保有对公社的监督权。[87] 参见苏永钦：《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21页。
[46]不过好景不长，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发展，国家权力开始向行政部门集中，行政国家开始出现。[57]在这种制度下，代表和选民之间除了几年一次的选举外，没有任何制度上的联系，更不受选民意志的拘束。[70]我国传统宪法学说将其称为议行合一，并不是要否认国家权力之间的适当分工，而只是想凸显这种权力配置模式下代议机关的优越地位以及行政之相对于立法的从属性。[53]正如列宁所总结的那样，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幕后做的，是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进行的。
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彭真的确提到了国家机构的合理分工，但他只是说要明确划分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而在这些要划分的权力间唯独没有提到由全国人大所行使的立法权。如果说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原则，就不能说八二宪法明确否定了议行合一。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在理论上描述我国宪法下的权力分配模式，并展现这个模式的特色。
不过，修宪者同时拒绝了国家主席对立法机关的有限否决权，这是对分权原则的否定。[89] 同注③，张翔文，第294页。
在这两种经典的分权模式下，立法与行政均处于势均力敌的制衡状态，没有一方能绝对超越另外一方。[18]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辖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
[15] 我们的制度是议行合一的，董必武的这句话耐人寻味。[18]从这个角度来说，董必武用议行合一来概述我国政权体制的特点，强调的是权力机关的最高地位，他没有也不会去反对国家权力之间的适当分工。[82] 耶林在论及法学建构时曾说，立法者自己的建构对法学的建构没有约束力。在这种政治格局之下，名义上是内阁服从议会的意见，事实上是议会听受内阁的指导。用议行合一这个概念来描述这种权力配置模式，并无不可。因此洛克的分权理论就其实质而言只是权力的分离，不是权力的制衡。
从理论上说，董必武所说一切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中的政府，并非特指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government），实际上指的是政体（form of government）。这可能是议行合一这个概念第一次进入正式的中央立法文件，[16]但它正好给了人们以必要的语境，来正确理解这个语词的含义。
国务院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原文如此），没有制衡的作用。我国国家权力配置采取何种原则？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宪法学理论曾长期认为我国采取议行合一原则，[1]但这个理论自八十年代末起逐渐受到质疑和批评。
[17] 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也即董必武我们的制度是议行合一的，是一切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这句话讲的是未来要设立的人民代表大会，而非现时既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因此他所说的议行合一并非特指这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59]取代的方法就是设立罢免制度。
[40]议行合一正是描述这种权力配置模式的一个学理概念。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全统一地行使最高的国家权力。[93] 1982年4月19-20日在讨论全国人大与国务院的关系时，杨秀峰说：这问题有根据，就是内阁制。就这样，行政不仅不再制约立法，而且代议机关重新回到了洛克理论下的优越地位。
三、议行合一与分权原则 如上所述，议行合一并不反对国家权力之间的适当分工。吴家麟主编：《宪法学》（修订本），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
其次，功能适当是国家权力划分的基本原理，此诚然不错，但它却仍不足以区分各个国家在权力配置上的特点。[37] 许崇德：《学而言宪》，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张翔：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适当原则——以德国法为中心，《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3期，第143页。我们愈能充分避免这类的概括，那我们就也愈能明白我们所要应付的材料的性质。
[德]霍恩：《法律科学与法哲学导论》，罗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107页。这想必不是由于疏忽所致，因为彭真在1982年4月23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时，虽也曾提到国家权力各有分工，但亦没有提到要在全国人大和其他机关之间进行分工。[49] Sidney Low, The Governance of England, 1904, p 56,转引自注27，萨孟武书，第184页。[28]议行合一的批评者在很多时候混淆了分权与分工的区分，认为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工和分权实际上是一回事，分工必然表现为分权。
在欧洲，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议会制度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90]而在总统制下若允许议员兼任政府成员，这才是不适当的。
公社同时设立了10个委员会负责执行，每个委员会由5-8名公社委员组成。我国1953年《选举法》即规定了对代表的撤换制度，五四宪法第38条、八二宪法第77条规定了对全国人大代表的撤换和罢免制度。
在实行首长制的机关，往往也设有某些会议的形式，首长在作出决定时，要考虑多数人的意见。其他国家机关都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设立，都下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